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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财经记者向PR的转变(2)——为什么新闻人大量出走

文|王莉   财新博客

今天更新对传播行业的思考系列之二,《为什么新闻人大量出走》。 

新闻人的离开 

2009年,我在《经济观察报》实习时,我所在部门,两个“中流砥柱”的记者离开。他们分别报道金融和上市公司,都在经观做记者做了8年以上。离开后,一个去了金融机构,一个自己创业。

2013年,我离开财新《新世纪》周刊后,我所在部门,两个副主编相继离开。一个去私募基金做行政总裁,一个自己创业。

此后,我在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,所在部门,在很短时间内,北京、上海等多个记者站陆续8名记者离开。不少人去了金融机构。

从这个趋势中可以看出,这几年似乎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。表现为,入行多年的资深或高级记者、以及职位高的主编,和初入行几年的年轻记者,各层都在离开新闻这个行业。 

不单是传统纸媒,在曾经被贴上新媒体标签,风光无限的四大新闻门户网站,也是哀声一片。整个媒体行业一片动荡。

2014年,有一期的《经济观察报》就新闻人出走,写了一篇社论。提出,不要唱衰纸媒,这个行业需要坚守。

但现在还在坚守的人,对未来,心中还是戚戚然的。一个还在坚守的新闻人说,现在只能往前走一步看一步,谁都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。

为什么离开?——“第四种权利”受到的制约

我想,没有记者或编辑在离开新闻机构后,会不怀念当年的新闻生涯的。我看见许多离开的新闻人,在离开后,仍然高度关注这个行业。在微博、微信等各种社交媒体上,缅怀昔日作为新闻人时工作和生活的点滴。

这是新闻这份职业,赋予我们的独特感受。我们推崇理想,推崇民主、文明、进步。我们骄傲于自己的职业,就在于它由于公正、客观所拥有的“无冕之王”的独立于“立法、司法、行政”之外的“第四种权利”。

但这种“第四种权利”在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下,及特殊的市场经济环境里,能多大程度的发挥它的作用,不是很明朗。这也就是从职业本身的归属感上,新闻人不能获得足够的力量去支撑他的理想,而最终从这行离开的原因之一。

一方面,在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下,“第四种权利”受到来自政治权利的制约。中国的媒体管理制度,是“党管媒体”。纸媒和广播电视媒体,按照政府机构分级,对应分为中央、省、市、县四级。分别由各级党委宣传部实行管理。

虽然近些年,提媒体的市场化改革,纸媒有所放开,被允许陆续出现了一些“敢说话”市场化的先锋纸媒。但最广泛渗透到千家万户,传播力度最大的电视渠道这一块,始终严守中央、省、市、县“四级办台”的制度。即始终掌握在政治权力手中。

由于渠道的控制,严肃新闻的报道权利集中于中央级电视台。省级和以下的地方电视台只能报道本地的都市新闻,所以,要想在全国层面争取收视率,就不能拼新闻。这也是为什么湖南卫视能够从娱乐中杀出一条血路,并取得很大成功的因素之一。

而对纸媒的控制,表现之一就是严格把控记者证的发放。不赘述。

虽然伴随着中国各个领域要不断深化改革的总体基调,媒体的市场化改革也被一再提起。但笔者个人认为,媒体这一领域,与支撑执政党执政合理性的整套意识形态体系一起,将会是最后的最后,才会被改革到的部分。

另一方面,即便没有政治因素的制约,单纯的市场化媒体在市场经济环境下,由于来自广告收入的压力,也会或多或少的受到影响。而新闻一旦被其它力量所制约,就会有被“强奸”的压迫感。从而新闻人在行使“第四种权力”时感受到压抑。

除上述原因外,新闻人大量从行业出走,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,即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媒体形态的变化,重要表现为新闻传播渠道的变化,对严肃媒体带来的挑战。使得对内容要求严格的媒体需要用更独家的新闻,挖掘更深的报道去获得生存的空间,从而对记者形成更大的工作压力,而选择离开行业。此部分将在后单独撰文讨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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